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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相看四十年代

1999-05-07 来源:光明日报 吴福辉 我有话说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出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35年编的《新文学大系》。那是总结“五四”第一个10年的文学的,每一卷的编者兼导言作者本身即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作家,如小说的3卷依次为茅盾、鲁迅、郑伯奇编辑。现在的这套7卷本沦陷区文学的总汇,统统是研究家所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名声,也没有同时代人编同时代文的各种牵攀。他们完全可以别出心裁地另搞一个体系,来将久已遭湮没的沦陷区文学资料重加排列组合。但是这套书的编者们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原创性”,选择了与60多年前的“大系”大致类同的编法,实际是有深意存焉。因为它的目的正是要进入这个“大系”系列。

40年代的文学资料因大家知道的战争环境缘故,本就散失惨重,钩沉维艰,而沦陷区就更不用说了,它是敌占区,其中的文学材料还受到民族情绪、时代主导意识的各样穿插、分割,在已完成的“大系”书籍里,便呈现出一副弱不禁风、支离破碎的样子,像是可有可无。现在好了,这套沦陷区文学大系的产生,就使得“大系”系列圆满了。读者可以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编者完成的一整部体例相同的大书,走进20世纪前半叶的文学之门,登堂入室。这条阶梯是如此熟悉,条条相接,读者熟门熟径,走起来是如此方便。这就是牺牲“原创”而得到的优势。

沦陷区小说的编选,似要比其他的文体更能表现出“个性”。首先就是分成了“新文艺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卷。“新文艺小说”的提法是否科学,还可斟酌,因依我看,通俗小说在40年代沦陷区的最大表现正是“挤”进了“新文艺”的系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毫不逊色。大系编者的意图是要突出“通俗小说”在此地区的重要,要以这种区分来改变历来对沦陷区文学的成见,所以选了“新文艺小说”这个概念。用心良苦,我们能感觉到的。

过去,囿于文学与“抗战”有关或无关这样一种题材决定论,往往无从对抗战期的沦陷地区的小说,作出公正的评价。大系现在的编者通过他所选出的作家作品所要传达的,是这一特殊时段、特殊地域中国人的更为真实的生存图景。不是没有反抗和斗争,而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变为潜在状态的那种心灵的颤抖,无言的抗争了。这样,编者提供的作家及其选文,就常常是个人化的写作多于社会化的写作。当时的小说家,除那些个别人直接写为侵略者涂脂抹粉的作品,大部分就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是隐蔽的、象征性的、寓意的小说,仿佛在高度压抑下转向内心,出色的作家如袁犀、爵青、关永吉等等;或者是大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就像在如履薄冰中向往轻松和追求惩恶扬善的幻影,有影响的作家有刘云若、秦瘦鸥、还珠楼主(李寿民)、宫白羽等。其中既旧又新、引今入古、大俗大雅的,是张爱玲。这些作家的名字,还有长长一串,即便是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会感到陌生。我并不一味地同意将早经文学史大浪淘沙的生疏作家,都不断地挖掘出来一一展览,但沦陷区的作家的重新发现,在这套书里是必要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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